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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得利糾紛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2017/8/13 19:42:01點擊數()

    當事人以不當得利為由主張返還錢款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 法官說

    2017-07-17 王林清 楊心忠 天同訴訟圈

    民間借貸中,不當得利的“一方獲利”“他方利益受損”以及“獲得利益與他人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三個要件屬于權利發生要件,應由不當得利債權人承擔證明責任這一點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是毫無爭議的。而有關不當得利的證明責任分配的難點問題主要集中在“沒有法律上的原因”這一點上。本文就此難點問題的三種觀點進行了探討。


    文/王林清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楊心忠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法官

    本文節選自《民間借貸糾紛裁判精要與規則適用》


           在不當得利糾紛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的難點“沒有法律上的原因”這一問題上,

           有三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確定。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對自己主張的事實,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這就要求原告和被告都要對自己的事實主張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2條規定既是對一般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進一步闡述,也是對法律要件分類說的再現。在訴訟實踐中,除非在法律中另有規定,民事訴訟應依據該原則來分配證明責任。由此,主張不當得利返還的債權人應當對“沒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擔舉證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屬于消極事實,依照證明責任的消極事實學說,為消極的事實陳述的人,不負證明責任。因此,以不當得利起訴的,被告抗辯的,應當對自己取得財物或者錢款“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擔舉證責任。


            第三種觀點認為,就不當得利“沒有法律上的原因”要件應當由主張不當得利的債權人負證明責任,同時也存在例外,應當根據不當得利的不同類型劃分,確定不同的舉證責任。在給付型的不當得利中,原告對被告占有現狀的否定評價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移轉財產行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原告應更有能力對自身的移轉財產行為提供證據,這是不當得利證明責任的一般理論。在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中,例如,在侵害他人權益的不當得利案例中,通常認為原告對“沒有法律上的原因”要件不承擔證明責任;在票據糾紛案件中,票據的當事人與基礎法律行為的當事人相同,票據債務人以不當得利抗辯債權人的權利請求,那么基礎行為的債權人基于票據的無因性并不需要對基礎行為構成有效原因承擔證明責任,而應由以不當得利抗辯債務的票據債務人就基礎債權沒有發生或已經消滅承擔證明責任。


           不當得利分為給付不當得利非給付不當得利。給付型不當得利主要是指受益人受領他人基于給付行為而轉移的財產或利益,因欠缺給付目的而發生的不當得利【1】;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主要是基于受益者、受損失者和第三人的行為,或者基于事件、法律規定而發生的不當得利。【2】無論是給付型或者非給付型不當得利,要確定不當得利訴訟的證明責任分配,先應該分析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耙环将@利”“使他人利益受損”“獲得利益與他人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不當得利的三個客觀要件,也是不當得利發生的事實依據。無論是獲取利益、利益受損還是獲利與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都屬于客觀發生的現實。正因為如此,上述三個要件由不當得利債權人承擔證明責任在理論與實務界沒有任何疑義。但就“沒有法律上的原因”而言,它是構成不當得利的法律要件。


           石家莊債權債務律師郭峰認為,這種建立在法律認識和評價基礎之上的構成要素,無論是將其作為不當得利的前提條件還是發生要件,將其歸類于“目的因素”而非“認定事實”的范疇而為適宜。筆者還認為,對于“目的因素”的舉證,給付型不當得利應由主張不當得利一方承擔“沒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舉證責任;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則應由受益一方對其受益系“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擔舉證責任。

          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給付型不當得利既可以是自始欠缺給付目的,也可以是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還可以是給付目的之不達,而給付目的就是給付的原因。


            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給付目的(原因)不存在或者不能達到,那么受領給付者的受有利益便會因無法律上的根據而成為不當得利。由此,給付型不當得利的功能就在于調整這種欠缺給付目的的財產變動。正是由于原告(不當得利債權人)通常親歷或了解給付不當得利中財產發生移轉的原因,以及移轉原因消失的法律事實,并認為被告受益無合法根據。原告對被告占有現狀的否定評價是建立在否定自身移轉財產行為的基礎上的,因此原告應更有能力對自身的移轉財產行為提供證據。【3】實際上,此處所講的“原告應更有能力對自身的移轉財產行為提供證據”是針對原告遭受利益損失、被告因此獲得利益而言的。利益變動的原因很多,諸如買賣、借貸、租賃、消費、承攬、違約、侵權、贈與等基礎關系,都會發生給付金錢的表征。在給付型不當得利情形下,原告的給付行為往往并非是憑空進行的,作為一個理性之人,應當就其給付行為說明原因,提供證據證明對方獲取利益“沒有法律上的依據”,畢竟,原告離這些基礎原因和證據更近,更應當有理由和義務提供。


           其次,在給付型不當得利訴訟中,原告主張不存在合法根據,并不意味著客觀上就真如其所說的無合法根據。


           第一,無合法根據既有自始的無合法根據,亦有嗣后的無合法根據。在基于合同的給付而產生的不當得利訴訟中,如果合同被宣告無效、被撤銷或被解除,原有的給付因失去合同的支持而變為不當得利,此時的“無合法根據”也就是“失去合法根據”,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事實。依羅森貝克的權威學說,只要屬于權利發生規范的構成要件事實,即使是消極事實,原告的證明責任也不能免除。第二,讓原告承擔“沒有合法根據”的證明責任并非不公平。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權人乃是使財產發生變動的主體,由財產變動的控制者承擔舉證不能的風險,實屬合理。被告收取原告給付的利益存在諸多可能的原因,未必均屬不當。那種在給付原因未查明之前即假定被告收取的是不當利益,而原告則是受害人的想法純屬于先入為主、有責推定,有悖于司法規律與法官操守。第三,被告并非離“沒有合法根據”的證據更近。在不當得利訴訟中,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原告所為之給付行為有法律上的原因(如借貸、贈與、合伙、投資等),相關的證據就在原告的手中,但原告出于訴訟策略甚至是訴訟欺詐的考慮,謊稱無合法根據。如果沒有任何實證的依據就主觀臆斷被告離“沒有合法根據”的證據更近,不但難以服人,而且還會給被告帶來巨大的也是不公平的風險。第四,不當得利制度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固定的構成要件,不能將不當得利視為“實現正義之萬靈丹,在社會倫理上或道法尚可資非難者,并非當然構成法律上之不當”。【4】不當得利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制度,具有嚴格的適用范圍,不能作為當事人在其他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中缺少證據時的請求權基礎。【5】不當得利制度并非凌駕于其他民法制度之上負有衡平調節任務的高層次法律,“受有利益而致他人損害,應否成立不當得利,應以實體規定及其含蘊之價值判斷認定之,不宜逕以衡平原則作為判斷標準”。【6】第五,《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5條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合同與不當得利都是債的發生根據,二者處于同等并列的地位。相應的,在設計舉證責任分配上,也應體現出大致相同的責任平衡。由此可以推及,在給付型不當得利訴訟中,主張不當得利成立的一方當事人(也就是原告)應當對不當得利成立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這樣推理的結果恰恰吻合了舉證責任分配的法理實質——“誰主張,誰舉證”,也為當事人雙方的實體利益和程序利益尋找到了基本公平的分界線。


          再次,給付型不當得利中,證明“沒有法律上的原因”并非不可能。


          盡管“沒有法律上的原因”系作為待證事實對待,將其定位于“消極事實”自不待言。然而,按照羅森貝克的規范說理論,如果消極事實在實體法規范中是作為權利發生要件而存在的,應該由主張該權利發生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梢?,對于消極事實,同樣存在承擔舉證責任問題。至于認為消極事實舉證困難,羅森貝克認為,沒有發生的事實,不能直接予以證明,而只是從中推導出,覺察出某個事情,但若在事實存在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察覺到的。至于舉證困難,根據以往經驗,對于存在事實的證明,往往也只是以間接的方式進行的,且對存在這一事實的證明與對不存在這一事實的證明同樣困難。此外,對表明是肯定的情況的駁斥構成了對否定的證明。任何情況下,證明困難并非證明的不可能,不得改變我們的證明責任原則。【7】上述觀點確具至理,譬如,對于“甲昨天晚上沒有給乙送貨”這樣一個消極事實而言,如果甲對此負有舉證義務,則可以通過昨天晚上甲在做其他事情或者甲在外地不可能去乙的住處等,來間接推導出其沒有給乙送貨的結論。對于此類消極事實,可以通過推導、排除等方式間接印證。


          最后,對于非給付型不當得利,由于被告獲得利益并不是基于原告的主動給付行為導致發生的,因此,被告距離該利益“有法律上的依據”更近,由被告對此承擔舉證責任更為公平。


          “沒有法律依據”是相對于“有法律依據”而言的。當原告沒有主動給付,再讓其舉證被告獲得“沒有法律依據”,則從客觀上近乎不可能,此時賦予取得利益的一方負有證明其獲取利益有“合理的依據”的義務,更符合民事訴訟的誠實信用原則。因為取得利益的一方證明其利益的取得有“合理的依據”相對簡單、方便、快捷,在實現舉證的可能性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將“存在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取得利益”的舉證責任倒置,不但符合程序公正的價值,也與舉證責任倒置的法理精髓相吻合。當然,也許有人因此擔心,財產的占有人如果隨時都會遭到他人對其財產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依據的質疑,無疑會給財產權的安定性造成威脅,權利的所有人在財產變動原因合理性被推翻之前,應當獲得法律對他的充分信賴和保護。筆者認為,這種擔憂其實是多余的?,F實中對個人財產合法性質疑進而通過訴訟要求返還的,現有的途徑大多只有依據民法中債的規定提請公權力裁判,原告如果敗訴,則其要承擔訴訟費用,并要承擔被告因訴訟花費的費用。所以,絕大多數情況下,他人不會對某人財產是否有法律依據而任意聚訟質疑。從另外角度講,原告提起不當得利之訴失敗的,也從側面加強了被告財產合法性的證明度。


          石家莊律師、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律師郭峰還認為,在審理不當得利案件中,人民法院還應當注意適用高度蓋然性的標準評判證據證明力大小,要結合原告的訴稱、被告的答辯等多種因素,判斷原、被告所主張的事實哪個更符合事物發展的概率?!霸谶m用高度蓋然性這一標準時,法官可依經驗法則的要求,將一般人的內心確信作為參考?!?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color: rgb(136, 136, 136); font-size: 14px;">【8】總之,民事實體法是以公平為原則,而民事程序法則是為實現實體法的價值目標而創設的具體規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程序法外在雖具獨立的品格特質,然而它的使命和責任卻是服從和服務于實體法的價值目標。因此,絕不能因為程序選擇路徑的不同,導致實體上的結果發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否則,程序法必然成為一種可以決定實體法走向、成敗命運的工具,它會因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選擇而在結果上大相徑庭,神圣的法律最終淪落為被他人操縱玩弄的傀儡,而這顯然不是法律的品格。程序選擇路徑不同,實體結果應當殊途同歸,這才是程序法包括舉證責任分配理論所應當秉承和堅持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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